大厂中年人：重复劳动、缺乏成就感做无意义、没价值的事

　　行业盛行加班，产品更新换代，需要旺盛的精力去不断学习知识、更新专业储备等，这些都对从业者的体力和精力有极高要求。

　　2022年3月末，38岁的前程序员、财经博主杨曦发现自己“火了”。他最新发布的一条短视频，两三天的浏览量就达到79万。初涉短视频创作一个多月，这让杨曦既兴奋又紧张。

　　视频中，杨曦的脸撑满屏幕，像是一张放大了的二寸证件照，背光，身后是家中阳台一角，镜头还晃来晃去，他认为把自己“拍丑了”。但互联网大厂、35岁、程序员、裁员等字眼，还是吸引2万余人点赞。一些人评论，“真实”“接地气”；还有人留言，“脸色不正常，近期做过全身体检吗？”

　　作为互联网大厂的中年程序员，杨曦们自带“流量”，他们服务于快速迭代的互联网行业，与公司一起追求技术创新和财富增长，但中年危机似乎也来得更早。

　　最初，杨曦被经理告知合作团队对他有所不满，希望他转岗，他自认热爱工作，拒绝转岗。在拉扯中，裁员补偿提上日程，几次沟通之后，杨曦拿到“N+一个月休假+半个月奖金”的补偿。略有遗憾的是，杨曦750股股票期权未到期，只能作废，另一部分股票出售后收获50多万元。

　　八年前，杨曦从一家二线互联网企业跳入互联网大厂，当时这家大厂以技术强闻名，杨曦跳槽后薪水涨了50%。但时年30岁的杨曦明白，程序员在大厂如果做不到管理层，“35岁后会很被动”。杨曦告诉《财经》记者，在前一家公司，他转过产品经理岗，这是很多程序员工作几年后转型的一个方向，但他自认为做产品经理并不适合，又重回研发一线。

　　虽是资深程序员，但为避免“35岁危机”及中年之后“路越走越窄”，杨曦在五年前开始积极布局。入职大厂后，正赶上O2O风潮，杨曦在公司旗下团购平台做研发，链接商家和消费者。一年多后，公司战略调整，不再重点发力这项业务，团队大规模削减。

　　杨曦选择继续留守，即便当年涨薪幅度和年终奖都“特别少”，但他坚信，这个领域将大有可为，因为对中小微商家来说，O2O更容易形成商业生态。杨曦有给一些商家赋能的想法，还请做支付功能的朋友收集不少中小商家的“痛点”，希望开发让商家线上开店的系统，使每个商家都能成为O2O主人。杨曦将思路分享给经理后，获得的实际支持有限。不过经理告诉他，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将部分创新想法提交为公司的创新项目。

　　杨曦希望这个项目能做成，工作之余，经常加班到凌晨2点成就感做无意义、没价值的事。持续了一年多后，开发的系统实现了杨曦的部分设想，他还自己打印宣传页到自家附近门店推广。但后来杨曦所在的整个业务线收缩严重，最终他的项目“不了了之”，不得不尝试转型其他业务。

　　当时，杨曦的积极性并未受到太大打击，他打算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个筛选和预测基金涨跌的小程序。杨曦在上一家公司做过股票和基金方面的后端开发，多年以来爱好买基金，并赚到一些钱。2017年，他发现买入的基金不好，就写代码抓取数据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买入的基金表现都不错。

　　利用2018年春节假期，杨曦花六天时间开发了一个基金方面的小程序。在2020年，这个小程序开始商业化，实行会员收费模式，每月3元。“就这么便宜，我当时一个月能卖1000多元。”杨曦说。

　　不只是琢磨代码，杨曦从2017年开始，利用上下班时间跑起滴滴。他的住处和上班地都是程序员聚集的区域，接单非常快。“下班更好拉，公司那边晚上打不到车，一般取车的时候打开网约车软件，立马就有人回应。顺风车没有关停时，可以选择95%顺路，他就跟你回家路线基本一样。”跑滴滴只是顺路赚点零花钱，杨曦会借此和搭车的同行们交流，了解各个公司的业务，聊聊行业八卦、基金、股票、投资、买房等。

　　工作这些年，杨曦早在北京买房置业。十几年前，杨曦在通州买下第一套房，当时房价每平方米5000余元，他用炒股、买基金赚来的钱付了首付。2016年，他在通州的房子每平方米涨到2万多元，考虑到换房算二套房的成本，以及从投资角度出发，他卖房后在目前居住的小区先后买了两套商住房。2018年，偶然发现民宿的需求量很大，收益不错，杨曦将房子改做民宿。2020年，杨曦在密云区古北水镇附近又买了一套民用住房，专门托管给中介做民宿。

　　回顾这些年的多手准备，杨曦表示，他工资部分结余并不多，大部分收入其实来自投资和副业，家庭收入一度主要依赖他一个人。

　　最初从事的业务收缩后，杨曦转入一项新业务。杨曦称，做了一段时期后，那项业务开始有收入，他记得大约有3000万元，自己还挺有信心。但一年多后，因盈利不及公司预期，整个项目被砍掉，不少同事都不理解，杨曦也一样，他形容这就像猴子掰玉米，吃了一半，看到更好的就把原来的扔掉。

　　再后来，杨曦转入公司的金融研发业务，此后压力倍增，经常加班，有时甚至通宵工作。杨曦一般夜里10点半以后下班，这算是所在团队走得较早的人之一，晚上10点半去男卫生间，“还经常没有位置”。

　　累归累，杨曦表示自己其实喜欢做金融方向的研发，这和他在上一家企业的工作经历有关。但他认为公司的金融业务缺乏创新，“做的是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同行可能几年前就做过了。”他对产品开发提出过一些想法，但公司分工太细，有些领导认为技术就应该专注技术，不要“瞎折腾”。而技术方面，他认为多是偏基础的活儿，太简单，重复性强，工作越来越没兴奋感，“纯粹是一份搬砖的体力活”，这是他觉得累的主要原因。

　　这种重复劳动、缺乏成就感带来的累，38岁的李铭亦深有体会。李铭告诉《财经》记者，“你在做无意义、没价值的事情时，就会累。”

　　李铭今年离开此前服务近十年的一家互联网大厂，入职一家处于上升期的公司，并从技术总监转型为产品运营。

　　李铭当年刚开始工作时曾憧憬，程序员会朝某个技术方向深入钻研，成为领域内的“大牛”。但随着年资增长，他发现工作中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李铭认为，很多互联网公司偏应用型和产品主导，技术人员主要是执行公司决策。一些公司更希望快速盈利，并不需要程序员有太高深的技术创新。另外，公司用户增长，系统容量提升时，对程序员技术的挑战比较大，当业务稳定后，技术提升的空间有限。因此，李铭认为自己在技术路线上升空间不大时，主动选择转型。

　　40岁的陈明是一名技术架构师，热爱研发，过去的十几年，他跳槽了七八次，从事过银行和海关相关业务研发，后来转向移动支付领域，目前在一家合资企业从事企业软件研发。

　　陈明对《财经》记者表示，很多程序员，尤其是资深程序员希望高质量研发，但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希望快速做出产品，短时间做出一个产品，先抢占市场，再通过上线新功能来完善，而一旦产品不成功，“大不了就去换新的产品方向”。

　　作为研发人员，陈明也经历过公司不断试错、产品快速迭代的时期。陈明在上一家公司曾做过助贷业务，这项业务在国内有了起色后，希望开拓海外市场。陈明等研发人员认为，因商业模式和功能类似，公司可以尝试构建一套系统复用到海外。但产品部门不同意，最后在海外市场的每个国家，公司都会重新招聘团队，重做类似的项目。

　　所幸，海外市场发展比较顺利。陈明称，互联网产品迭代升级很快，产品部门希望赶快出产品，因为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能否成功，不可能先去强调系统质量，只能快速把产品推出去，先占领市场，再求发展。“也许他们是对的，很多产品因为市场原因放弃，当业务都没了，东西即使设计得再好再通用，能留下的价值有多少？”陈明提出他的疑惑。

　　在公司或者社交群里，对年龄稍大的程序员，李铭经常听到大家私下调侃，“你该去滴滴报到（跑车）了，你该去美团报到（送外卖）了。”

　　虽是玩笑话，但李铭、杨曦、陈明都多少感到尴尬。35岁前后，他们都已经结婚生子，不可能经常像刚毕业的年轻人那样，忍受高强度加班，此外，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也已不如年轻人。资深程序员可能代码写得更精炼，经验更丰富，但薪资待遇已经高出年轻程序员不少，面对一般的基础性岗位，他们的可替代性很大。

　　李铭打比方说，“就像我们建房，如果盖茅草房就行，就能把钱赚了，你肯定不会找有盖精品大厦资历和经验的工匠。”这几年他负责团队招聘时，虽然不会特意看重应聘者的年龄，但面对竞争力同等或近似的人，他会优先选择年轻人。

　　百森智投（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冉涛，曾担任过华为全球招聘负责人，他告诉《财经》记者，从职业成长规律看，确实存在25岁、35岁、45岁现象：一般情况下，25岁是思考适合干什么、喜欢干什么的阶段；35岁时，则需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在互联网企业，35岁的理想状态是做到中层，分管一块业务或者产品；35岁之后容易进入迷茫期，中层到高层的通道窄了很多，晋升不上去就会很尴尬。因此，35岁-45岁对职场人最大的挑战是，“我有没有可能冲到VP（副总）层面，在行业领域成为有点名气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内部晋升受阻和外部行业建立影响困难，就会压力倍增。

　　冉涛认为，35岁对研发人员来说是一个更明显的拐点。互联网行业变化快速，到了35岁，如果积累的技术价值没有上去，实际的能力水平没有超越薪酬上涨，“看起来投入产出比低，胜任度不够，就进入危险期了，但这时候你的家庭支出和消费各方面上去了，降不下来，压力就会非常大”。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夏冰青，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数字劳动、数字经济与生产等。她曾经出版《依码为梦：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产实践调查》。

　　夏冰青表示，她的田野调查贯穿了2009年-2011年以及2015年的互联网行业。早在2009年她开始调研时，当时的第一代互联网员工就向她强调，这是一个青春行业，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退休生活，甚至无法想象自己40岁以后的生活。她认为，这其中的缘由不乏这个行业盛行加班，产品更新换代，需要旺盛的精力去不断学习知识、更新专业储备等，这些都对从业者的体力和精力有极高要求。因此，所谓的“中年危机”，其实在“初代大厂员工”中就已经达成共识。

　　近年“35岁危机”的说法进入大众视野，在夏冰青看来，是因为这一现象也在其他行业出现。比如，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体系招聘也或明或暗拒绝35岁以上的应聘者，“互联网行业只是更被人关注”。

　　拥有十余年人力资源工作经验的陈方，曾在知名企业和互联网大厂任职。她对《财经》记者分析，35岁在招聘时并不是绝对的限制条件，但不同业务特点也不同，面向C端的业务，前些年因为年轻用户居多，产品设计人员偏年轻，在产品做主导的公司或创业型项目，可能要求一线技术人员也偏年轻，才能跟上产品的思维，“项目不在风口，立马就换一批业务，非常需要创新”。有互联网大厂就提出培养干部的“三板斧”，即强调心力、脑力、体力。但面向B端的业务，产品更注重稳定性，对产品的丰富性需求不强，就更侧重技术团队的能力。

　　陈方表示，大厂并不会特意淘汰岁数大的一线岁以上的员工上有老下有小，其体力和精力可能会有所下降，抗压能力也会差一些。

　　2020年9月，陈明进入当前就职的公司，从事技术架构师，这是他喜欢的工作，他认为代码和系统架构有其美好之处。已经38岁的他自称，“换工作比较慎重”。一年多以来，陈明在家远程办公，工作之外，还能兼顾家庭和孩子，目前的工作内容、强度与节奏，与他的状态很吻合。

　　曾经，在30岁出头时，陈明从通信行业转入互联网公司，当时考虑的是互联网行业发展势头正盛，能学到更多技术，也能增强个人竞争力，但后来公司业务发展受限，他选择主动跳槽。

　　同在互联网行业，虽然并非研发人员，刘萌也不得不考虑新的职业方向。2022年4月，35岁的刘萌遭遇裁员，离开一家互联网大厂。此前刘萌在大厂做综合业务，入职时还负责管理团队，她在怀孕后职业发展受到影响。孩子逐渐成长，需要更多的陪伴时间。两年前刘萌开始思考职业转型问题。

　　协商离职敲定后，刘萌甚至有一点“轻松和解脱”。她此前的经历，使得她在大厂的职级和薪资都不错，但工作内容枯燥，也时常加班，这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

　　接受采访时，刘萌已经在家赋闲两周，还没想清楚下一步的方向。刘萌说，她或许还会选择大厂，看能否找到工作兴趣和成就感，也可能尝试做自媒体，时间自由地做点事情。受到收入多元论观念的影响，这几年刘萌也有副业，经营社群，卖母婴产品等，收入也够孩子日常开支。

　　在研究初期，夏冰青重点关注互联网从业者动态，但随着研究深入，她发现必须宏观地观察整个行业的变化。从2015年开始，夏冰青重点观察研究互联网产业的宏观变化。“那一年，正好是互联网产业出现高度集中化的发展态势，大厂纷纷加大并购与投资规模，从最初的内部研发转向并购、投资以及外包并行的模式。更多的互联网大厂选择‘购买’已经拥有固定用户群的产品，而非进行自我研发。”

　　在夏冰青看来，这一趋势导致一些大厂的工作内容开始变得愈加标准化、系统化和重复化。所以，在夏冰青的观察中，从业者在近几年越发体会到在大厂学不到太多技能，更多的是在从事重复性的机械化生产。“自己扮演的是机器上的螺丝钉角色，这实际上也是‘大厂’这个词的由来与背后深意。”夏冰青说。

　　高强度加班、内卷严重，这些互联网从业者经常提到的问题，都应该拉长视线去解读。夏冰青表示，这和近些年互联网工作被切割得更为细化有关。从发展角度来说，一个产业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工作会变得更为标准化、工业化、系统化。“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进入的阶段是，很多大厂投入大量资金去购买产品和服务，大到新的产品开发，小到公司内部的人事服务等。这就导致大厂中的工作缺乏创新性。而对于进入大厂工作的人来说，很多人最初是抱有‘实现创意’的理想，这就使得这些人对于‘创新不足’或是‘无法体现价值’的工作方式抵触感更深。”

　　夏冰青认为，很多互联网公司不断调整项目，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盈利。一旦发现所购买的产品/公司，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就会快速拆分这些项目，进行所谓的“优化”。身在其中的从业者就会直观地感受到不断地被调整项目/小组，被间接或直接裁员，这也是互联网从业者高频高速流动的一个原因。

　　冉涛认为，从互联网1.0时代到2.0时代，从信息化到电子商务，随着技术进步，未来可能进入更具颠覆性的互联网3.0时代、4.0时代大厂中年人：重复劳动、缺乏，每次变革都带动互联网公司的业务转向，对从业者的技术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而这些年信息化建设的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各行各业对研发人员的需求增多。他观察到，35岁以上的程序员离开大厂后，通常有几条发展方向。比如，选择创业型公司做持股合伙人，进入国企做研发，自己创业或承接外包项目等。

　　陈方建议，职场人应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更好地拥抱变化。陈方曾查阅过各个大厂负责人和高管的公开简历，“在这个充满想象的行业，没有一个人的路子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的成长路径包罗万象。个人也没有必要都挤到大厂里。”

　　根据2022年4月脉脉发布的数据，35岁以上的大厂离职员工中，有超过40%选择前景可期的中小企业，38.2%选择独立自主创业。

　　赋闲近半年，杨曦虽然洽谈过一些大厂的工作机会，但他认为互联网公司短期内还是会坚持主营业务模式，所以他倾向于自己创业。

　　杨曦在继续研发基金大数据方面的产品。他表示，国内基金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散户们需要这方面信息的整合。同时，他也明白，没有大平台的资源和支持，这项业务很难做成。

　　入职新公司不久，李铭更长远的想法也是创业。他说，不少程序员都心怀用科技推动社会变化的初衷，虽然现实是残酷的。

　　2015年左右，李铭从上家大厂辞职，放弃期权，自带几十万元的“干粮”，与一个同事共同研发一个互联网金融项目。“我之前任职的那家公司已经上市，虽然和基层从业者实际上没太大关系，但我觉得已经在一个成功上市公司待过一次，该去初创公司了，因此成为前10号员工。”

　　当时社会经验并不丰富的李铭很快发现“上了”贼船，合伙的那个同事只想赚快钱，并没有按照创业蓝图做业务，也不想给大家分享收益。李铭又回到大厂尝试孵化创业项目，但后来也并不理想。

　　互联网行业的股权期权激励机制，能让员工实现或接近“财富自由”，这是能够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的因素之一。对此，夏冰青表示，即便是对第一代互联网员工来说，持股背后都有很多代价，比如并不是人人都能持股，持股也不意味着一次性兑现，很多时候持股会成为人力与员工谈判的筹码等等。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招人，会给出一个package薪资（打包价），里面的股票事实上是由一部分工资转化的。对于员工来说，这里面有很多风险，比如公司股价下跌、股票兑现需要不同的服务年限等。随着互联网公司股票的下行趋势，尤其是这两年中概股的屡受重创，“使得一些从业者对于‘依赖股权/期权激励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变得渺茫”。据她观察，短期快速盈利的“逐利性”也迅速在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中蔓延。

　　在暂离职场的“空窗期”，刘萌虽然还没有明确近期目标，但她发现自己挺开心的，她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能在温暖的春末夏初享受阳光，不像以前上下班总见不到太阳。在街上闲逛时，她有些恍然，“生活的状态有很多种，不一定非得在格子间里卷来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