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分享企业家精神、行业异质性与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滞后于现实经济实践发展的需要，以至于在全球价值链下被来自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企业所“俘获”，从而被锁定在代工依赖→微利化→低自主能力的低端循环路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工业正处于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约束逐渐硬化、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后发国家追赶等导致的艰难困境，过度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通过产业创新来提升生产效率已经非常必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决策者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尝试。为了实现对工业化国家的赶超战略，在资本非常稀缺、劳动相对充裕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低消费、高积累”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但是，过度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投入的传统战略并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认识到科学技术落后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指导下的“重科技进步、重经济效益”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因此要提高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吸收能力，必须加大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专业人力资本，但是花费巨大成本培育的专业人力资本却在劳动力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条件下大量流失，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艰辛的探索历程和严峻的现实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才是阻碍经济健康增长和效率提升的深刻根源。企业家精神与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最突出的区别是企业家在识别市场机会后，能够利用自己独特的人力资本吸引和整合区域内、行业内甚至跨区域、跨行业的各类生产要素，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不仅能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还能极大地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是一个区域、一个行业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因此，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还是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企业来说，如何营造一个适宜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都是提高生产效率首要考虑的重要战略，在此条件下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才具有本质上的意义，才能真正地将人口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循着Acs等的研究思路，考察企业家精神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工业TFP增长的影响，并使用中国工业2000-2014年3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察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家精神的生产率效应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企业家精神对工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存在的行业异质传导机制。

　　Braunerhjelm等认为在通用知识和与经济相关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滤器，这种过滤器阻碍着通用知识向与经济有关的知识的转化，企业家在追逐收益的动机下通过创办新企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采用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推出新产品和服务，开发新市场，降低知识过滤器的这种阻碍作用，增强知识的流动性，加快知识的商业化进程，促进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创新能力。

　　与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将知识溢出视为自动发生的过程不同，本文重点关注知识的商业化过程及其对创新增长的影响。Acs等认为，存在着两条途径能够将知识转化为经济上有用的知识：第一条途径是在位企业雇佣研发人员从事研发活动（比如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等），体现为发明；第二条途径是企业家通过创立新企业，促进知识溢出，体现为创新，企业家并不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但是能调配生产要素组织生产，开发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之所以存在第二条路径，是因为在位企业开发的新知识并不能被其自身所全部利用、完全商业化而溢出到现有总体知识存量中从而对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加上知识具有非竞用性和部分的排他性，这为寻求市场不均衡和追求创新租金的企业家提供了潜在的机会，企业家通过创办新企业来开发利用没有被商业化的知识从而加快了知识的商业化进程。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水平越高，则企业家的生产组织活动越是能够加速带动知识商业化，知识增长率也越高，企业家精神作为来自其它企业的知识溢出的一种渠道或机制构成知识商业化的第二条途径进而影响知识存量。

　　从动态的角度看，企业家精神捕捉到潜在的市场不均衡的机会后，通过知识溢出实现知识的商业化，不断向市场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会产生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一方面企业家获取的创新租金会引起潜在的企业家精神加入创新创业的活动中来，形成“一个企业家呼唤一个企业家的正反馈机制”，从而促进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和成长；另一方面，企业家开发新市场，改变了市场竞争态势，对在位厂商构成威胁，引起在位厂商继续从事技术创新，以维持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对生产率提升的贡献会呈现边际递增的趋势。

　　在理论上，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升的主导力量。庄子银[7]的理论分析，表明不同经济活动相对报酬结构决定企业家活动的配置，而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又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R&D投入水平和技术水平，进而决定创新绩效和长期增长率。Gries等揭示出机会驱动的企业家精神通过创新、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增加就业和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过渡的结构转型。Minniti等进一步将企业家分为研发型企业家和模仿型企业家，研发型企业家重在通过增加R&D支出、生产新产品和提高生产率实现增长，而模仿型企业家主要通过技术复制的方式增强竞争程度、扩大产品供给来降低价格和改善效率。Acs等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促进通用知识商业化、产生知识溢出效应的机制。

　　随着理论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许多将企业家精神的增长效应、生产率效应数量化的经验研究应运而生。Li等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促使单位资本的GDP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Noseleit证实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是企业家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Cumming的结论显示，新建企业每增长1%，出口/GDP提高0.03个百分点，降低失业0.13个百分点，人均专利增加0.29个百分点。Liu等发现具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的企业家经营的企业的股东权益回报率、资产收益率分别比没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的企业家经营的企业高出4.28%、3.47%。Erken使用动态OLS方法得到的结果显示，劳均企业所有者数量提高1%，TFP提高0.06%-0.43%，而使用GMM估计，TFP则提高0.15%-0.24%。Bandiera等的研究表明，公司CEO无效的活动安排导致了公司的生产率损失，并且这种损失等于样本中高低收入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的13%。

　　尽管以往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1）鲜有文献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的增长之间的有机内在联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而的持续增长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泉。（2）以往文献预先设定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以及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鲜有文献考虑考察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这种非线性关系可能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定经济体的具体国情而存在。与具有成熟的市场机制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都会导致企业家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在初期对提升的作用可能并不大；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促进知识溢出的效应逐步增强，从而对提升的积极作用会日益增大。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很有必要考察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对产业创新的这种非线）鲜有文献考察企业家精神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的行业异质传导机制。行业之间的物质资本、技术投入与组织形式的差异很大，这些与企业家精神匹配的补偿性投入的差异会导致其在不同行业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企业家精神对生产率的作用应该存在一定的异质传导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循着Acs等关于企业家精神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思路，进一步讨论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对中国工业TFP的非线性传导机制。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进一步表明企业家精神与中国工业的TFP存在“U”型关系，且位于“U”型曲线的右侧，这意味着这种促进作用尽管在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初期相对较小，但是随着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增大，这为长期坚定支持企业家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2）本文将所有相关变量指标调整到全部工业口径，以更准确地检验企业家精神对工业TFP的推动作用。以往的研究大多以跨国面板、省区或区域数据、某一具体行业比如酒店旅游和休闲业、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也很少涉及到工业分行业，即使采用工业分行业，也没有对统计口径的调整和工业行业分类标准的变化进行处理，比如舒锐的研究。孙早等的研究采用工业总产值指标将相关数据调整到全部工业口径，但是并没有对2007年以后的数据进行调整。虽然陈诗一采用工业总产值和职工人数作为调整工业口径的主要指标，但是本文认为无论是哪种工业口径，本质上都是规模的差异，因此凡是能用于衡量规模的变量指标都可以用于工业口径调整研究分享企业家精神、行业异。本文基于中国工业2000-2014年3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将所有变量的指标数据按照从业人员数和主营业务收入两种指标统一调整到全部工业口径；（3）本文使用Jondrow等提出的更加准确的混合误差分解方法(简称JSML技术)来测算中国工业的技术效率，并采用Fuentes等在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框架下提出的方法来测算中国工业的TFP质性与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发现，在考察期间，中国工业几乎每个细分行业的TFP都呈增长态势。这也更符合中国多数工业行业成果转化、技术应用及生产工艺改造不断加速的直观事实。

　　为了检验企业家精神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工业的影响机制，本文设定了计量模型并使用中国工业2000-2014年3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发现是：（1）在考察期间，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在整个考察期间，企业家精神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中国工业的；（3）企业家精神与中国工业的之间存在“U”型关系，并且位于“U”曲线的右侧，意味着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正在加速提高中国工业的；（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不仅抵消而且大大超过了金融海啸等外部条件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负面冲击，企业家精神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为正；（5）进一步按照细分行业的国有产权比重、平均企业规模、技术密集度划分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国有产权比重较高、平均企业规模较大、技术密集度较高的细分行业，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工业的提升作用更大。

　　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1）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中国工业的经济增长质量。（2）要注重加强对优秀企业家的教育培训，从动态的角度进一步发挥企业家创新所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3）准确把握和科学引导行业特征对企业家精神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的行业异质性影响。第一，继续推进新一轮工业改革。市场化选聘企业经营者，试点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进一步培育和激发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企业家精神，提高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和产出。发展普惠金融和各类资本市场，完善创新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缓解民营企业等的创新活动面临的资金困境。第二，支持行业内兼并重组，适度扩大分行业平均企业规模。第三，完善科研补贴与税收减免的政策，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度。